“强监督”还是“搭便车”：自然人大股东如何影响企业专利质量

通过构建改进的知识宽度法测算企业专利质量，并以2007—2016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自然人大股东对企业专利质量的影响以及在不同类型企业中其作用的差异性。结果表明，作为“强力监督者”，自然人大股东能够促进企业专利质量提高。但因为其角色由“强监督”转变为“搭便车”，故这种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和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并不存在。进一步研究表明，促进作用是通过加强对经理人和研发人员的监督，减少其控制权下投机性创新策略，提升其工作努力程度实现的。研究结论为促进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提供相应的政策启示。     

科技与金融结合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将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5—2017年中国283个城市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①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且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②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提高城市创新水平和融资能力等途径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创新水平、融资能力在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与全要素生产率间起中介作用;③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大。由此建议,加大金融资源支持力度,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加强政府对创新的支持。     

培育类产业政策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通过手工收集地方政府培育类政策并与2007—2019年中国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匹配，利用多期DID模型检验其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培育类政策对中小企业创新起长期显著促进作用，但政府认定次数增加并不能推动中小企业创新由量转质的飞跃。进一步地，培育类政策可通过激发创新意愿、加速人才聚集、提升市场关注度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该类政策对国有中小企业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且仅对低集中度行业企业起到促进作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低地区政策激励与创新补偿效应更强。结论可丰富产业政策对中小企业创新影响的经验证据，为完善扶持中小企业创新政策提供决策参考。